蒋介石
熊丸 (1916-2000)，四川石石主县人，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1943 年起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医官，至 1975 年蒋去世为止。后又为蒋经国夫妇提供医疗服务，度过了四五十年的“御医”生涯。1948 年起，先后担任台湾省立台北医院院长，台北市立中兴医院院长。晚年出任台北《中国时报》副董事长、台北圆山大饭店董事长。
每周约一半的时间待在他身边
我自 1943 年担任蒋介石侍从医生起，每周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待在他身边，只有一小部分时间可以回家。事实上他并不需要贴身医生跟着，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都很好，因他乃军人出身，每天生活定时，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还经常运动，懂得控制工作时间，不过分忙碌，这一切均造就了他健康的条件。但即使如此，他与医生的配合度仍很高，也与医生保持密切联系。
起初蒋夫人的医药系统与蒋先生分家，故我们平常只在请吃饭时才与夫人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对夫人的健康几乎很少过问。但蒋先生便离不开我们这群医生，他自拔掉全部牙齿，装上假牙后，口腔里便经常发生溃疡。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有效的药可治疗溃疡，只能利用硝酸银将溃疡烧掉，所以我们那时经常要替他擦硝酸银，好让他再戴假牙吃东西。蒋先生的口腔每月总有十天左右的时间是破的，因此我们几乎一天到晚跟着他，为他擦药。除此之外，他的身体各部位都非常健康。
蒋先生要找医官时，都会提早叫副官找我们，以便给我们准备的时间。而我们有时明明就在附近，但还是会故意让他等十分钟再去，因为如果养成随传随到的习惯，往后如果因故晚到些，他就会问我们怎么晚到了。
徐蚌会战之后，大陆情势危急，蒋先生“引退”溪口。他在溪口生活十分有趣，行程满满不停，每早都到一处儿时母亲带他去过的地方 ( 多半是庙宇 )，最后几乎整个溪口都走遍了。我们那时跟着他，虽也看出他的情绪不佳，但身体状况还不错。由溪口到上海的途中，蒋先生不断在海上视察，研究哪些地方可守，哪些地方又该弃守。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十分烦闷，胃口都不怎么好，牙齿也经常出问题。但那时他不大找医生，径自在那儿研究军事情况。
到上海以后，情势更是危急。当时他的胃肠不好，常有呕吐现象，但因情势危急，恐怕到外面找专家也靠不住，我只好自己想法子来维护他的健康。后来蒋先生自上海乘江静轮直航马公，这段时间夫人在美国，不在先生身边，所以蒋先生对自己的身体也很保护，与医生十分配合。
阳明山车祸后遗症
1968 年，蒋先生和夫人曾在阳明山出了一次车祸。在车祸发生后的一次例行体检中，我们在蒋先生的心脏大动脉中听到了杂音，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心脏大动脉有杂音，表示主动脉瓣膜有些受伤，只是车祸发生时蒋先生自己并未察觉，故照常办公。但就从那时起，他的精神便不像从前那样好，当然这与他的年龄有关，但亦应与那次车祸导致心脏瓣膜受伤脱不了干系。人类的心脑干主动脉瓣膜破裂，等于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打上去又会倒回来，这是导致蒋先生日后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
此外从那以后，蒋先生的摄护腺 ( 即前列腺——编者注 ) 也出了问题，我们找了一个西方公司的海军泌尿科上校替他开刀，但那医生刀也没开好，使得蒋先生后来老是有小便出血现象，对心理打击很大。有几次军事训练安排好让他去检阅，但临出门时他又因小便出血而决定不去。有时他坚持要去，回来以后心理上却更疲倦。所以摄护腺手术后，蒋先生的身体状况更不如前。
我记得有一次在日月潭，蒋先生找我进去问话，当时我便发现他讲话不大清楚，有点小中风的样子。于是我找了卢光舜，向他说明情形，并决定要找神经科医师来为蒋先生看病，后来便找了王师揆来。
蒋先生一直很喜欢中兴宾馆，那地方地势又高，房子又大，夏天十分凉爽，风景也十分优美。但那地方风水不好，“总统”每次一去便生病回来。有一回他出去散步，突然在步道上就走不动了，还是我们拿了把椅子才把他扶回来，这表示他的心脏确实有问题。那时我与陈耀翰、卢光舜及王师揆四人便开始考虑他是不是需要住院。
有一天陈耀翰与卢光舜正好不在，只剩我与王师揆两人，蒋先生突然觉得不舒服，便找我进去。我进去后他说觉得气闷，我便告诉他：“‘总统’恐怕需要住院了。”当时他马上说：“好，我去住院。”就在王师揆下楼打电话先行准备时，老先生突然一下子站不牢，整个人瘫了下去，正巧头靠在我的手上，我立即警觉，准备针药替他打针急救。
那副针药是个救急的药，极具危险性，我在打之前也曾考虑是否真要替他打那一针，假如打的话可能发生副作用，先生便可能死在我手中；但若是不打，先生也可能过不了眼前这一关。当时形成一个很紧急的状况，我最后决定要替先生打针，打完以后他的情况确实慢慢地变好。那时王师揆电话也打好了，上楼告诉我医院方面已准备好，我告诉他：“准备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不能去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