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全靠挣工分吃饭 10月4日，艳阳高照。记者乘坐越野车从南充出发来到蓬安县新园乡（原新民公社），从塔坡梁往右拐进了一条乡村泥结路，行驶1公里多停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农家小院里，78岁的张顺银身板依然硬朗，老人正在院坝里翻晒金灿灿的稻谷。老人递了一袋旱烟让记者抽。老人说，纸烟劲小，农村的叶子烟抽习惯了。　　  30多年前，张顺银是蓬安县新民公社七大队四生产队的队长。“当年我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全靠挣工分吃饭，一个全劳力标准工日10分，老年人和妇女劳动一天8分，每天10分的价值相当于0.15元，劳动一天就是3个鸡蛋钱。”老人回忆说，这样的劳动价值一直持续到1977年。大春、小春都是靠挣工分的累计分，加权平均后，10分工分就能分得0.5公斤稻谷、3公斤红苕、0.3公斤小麦。    “整个生产队田土面积不足400亩，50多户人家近200人，除了上交公粮外，一年人均口粮有200公斤，到了过年，户均分得2公斤多肉。”与张队长一起共事的生产队会计王天华告诉记者。　  　说起大集体生产的事情，张顺银当年带领生产队100多号劳动力下地干活，派工是他最苦恼的事情。“张家人是大姓，最不好派劳动力了，有的想当护林员、管水员、记分员、养猪员，这些轻巧活谁都想干，因为不流汗就能挣满分。看到闲耍的人多了，自然出工不出力的人也就多了起来。”老人说，那个年代，队长真的是不好当。当年当队长没有一分钱的报酬，白天带领大家下地干活，晚上组织大家学习“老三篇”。    “那时的人思想比较单纯，农业学大寨更是深入人心，改造梯田，很多好田好土都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改造出来的。”老人说，当年在一个山坡的制高点上，出工、收工靠敲打铜锣指挥。　  　1978年底，张顺银听到一位在安徽当兵回家探亲的小伙子讲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秘密签约“分田到户”。“当时我大吃一惊，凤阳农民是不是搞单干呢？”其实，张队长的内心也盼着“田土到户”的这一天。试水：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包产到组。”1979年10月，时任新民公社党委书记的肖再明传达了南充地委在岳池、广安、南部试点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情况，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先行一步。于是，张队长回到生产队后，推出了一个新举措供群众大会讨论。     “搞联产责任制到组，将100多号劳动力编成4个组，田土划到组，实行三七开，超出产量之外的采取生产队占七成，组里占三成。”这一举措出来，大多数投下了赞成票，少数人员弃权。　　  当时担任联产承包小组组长的王朝贵冒了一句，先试一年，看效果好不好。1980年秋收时，果然每个组产量都超了指标，水稻亩产达到了450公斤，这在当时算是高的。第二年的小麦、油菜也取得了好的收成。“到了春节，缺粮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王朝贵说。　　  而田土承包到作业组后，生产队有一技之长的“五匠”开始外出做手艺活，每天向生产队交0.2元钱，计10分工分。田土到组后，原来一些人口多的家庭也不存在补现金了。　　  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出了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当了多年生产队长的张顺银心里终于有了底：包产到户并不是单干，而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于是，他召开群众会，讨论田土到户方案，土质好孬如何间搭，没有皮尺就用竹竿丈量，田土优良与否让群众大家来说。当时，人均分得0.6亩田、1.3亩地。“田土到户后，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了吃粮‘青黄不接’的问题。” 张顺银谈起农村最大变化就是包产到户后老百姓不缺吃的了。    以点带面：包产到户从试点到全面推开　  　“包产到户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大集体的路子在当时已行不通了。田土如果不到户，农村也不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曾任原南充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李乾友回忆道，1979年3月，时任南充地委书记刘纯夫主持召开地委扩大会议，各县委书记、县农工部部长参加会议。会议主要精神就是在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包产到户，没有纳入试点县的就推行包产到作业组。那一次会议将岳池、广安、南部纳入试点，在试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整个南充地区在1982年就全面推行包产到户。　  　“当时，我作为地委副书记，回到我的家乡武胜县飞龙公社七大队搞点，一提起包产到户，老百姓就犯嘀咕，说我在搞单干。”李乾友回忆道。　  　“你当时怎样看待群众思想不通的问题？”记者问。  　　“老百姓年年缺口粮，饿得可怜呀。当时，还有水肿病、黄肿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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