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30多年前的老家蓬安县永兴公社，那时候全公社只有小学校里有一部电视机，四四方方的一个木箱箱，前面有一块乳白色鼓鼓的玻璃。接上电源，一按按纽，里面竟会有人唱呀跳呀，简直让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神奇。　　那时候，每天下午小学校里放了晚学很久很久了，但是校园里却依旧人声鼎沸，背着书包的学生大多逗留着不愿离开。学校楼梯口的音乐教室门口就会准时挂出一块小黑板来，上面写着：“今日放映某某电视”的节目预告。一位须发银白但精神矍铄，名叫邓连春的70多岁老人，便会搬出一张长长的学生课桌来售票，每张5分钱。在当时，5分钱可以到街上的餐馆里吃上一碗味道鲜美有肉馅的杂酱面，所以只有有钱的大人才可以买票进场看电视的，没钱的人和小孩们只好聚在电视室外的门前眼巴巴地朝里张望，看到购买了电视票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进去，最后门外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个人了，大家仍不肯散去。　　最后，没进成电视室的人们又争先恐后地爬到教室外面的砖墙洞边，垫起脚跟往里瞅，墙洞外面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就像街上围了一大群人看西洋镜般地热闹，人们的身子尽量地往上垫高，每个人的脖子也尽量地、努力地往上伸长，仿佛觅食的鹅。里面常常有恶作剧的人一泡口水吐出来，吐得凑墙洞看电视的人满脸都是口水，但还不敢朝里骂。那时候，人们常常把不买票而在电视室墙洞外看电视的称作“看巴片儿电视。”　　1981年的冬天，永兴公社观音塘村一位叫唐忠烈的退伍军人，在场镇上放电影兼开汽车，他不知从哪里买回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是”金鹊”牌的，这在当时无疑于是爆炸性的新闻。当时，在全公社很多人的心目中，”金鹊”牌，那就是电视机的代名词。    1982年初春，电视里刚刚开始放映香港武打片《霍元甲》，每天天刚擦黑，姓唐的司机便和亲戚朋友早早地躲在屋里等着看电视了。倘若有人敲门，姓唐的司机便问：“哪一个？”待反复问明敲门人的身份之后，才极不情愿地打开一条门缝，想看电视的亲戚便飞快地闪身进屋里，静悄悄地坐下，即使看到剧情高潮之时，也不敢大声喝彩，谁要一不小心叫出声来，便要遭到姓唐的司机声色俱厉地呵斥甚至痛骂。    但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躲在屋子里看电视的秘密还是被屋外的人们知道了，便听见屋外的人群游行示威一般地在大声喊叫“开门，开门，我们也要看……”说着说着，门板就被敲得震耳欲聋似的山响，仿佛要被推倒了一般，甚至屋顶的瓦片上还传来了大小石子“噼里啪啦”滚动的声音，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姓唐的司机也只好打开门，将电视机小心翼翼地抱出来，将汽车开到马路上，再将电视机放到司机台的顶棚上，接通电瓶，接着继续放映电视剧《霍元甲》来。看电视的人山人海，长龙一般，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那个儿矮的人干脆爬上路旁的洋槐树上骑在枝丫上望下看电视。看完了《霍元甲》，人们又嚷着要看其它节目，直到电视屏幕上现了“再见”二字后，人们才会意犹未尽地起身来呼朋唤友打着玻璃罩子煤油灯或者举着火把恋恋不舍地回家去。　　16年前，我在家乡一所偏僻的乡中学教书，那时候乡下几乎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每天学生放学之后，学校里便寂静得如同一座古庙。批改完作业，写完第二天的教案后，就无事可做了。学校里的年轻教师们便常常到校门边一家姓钟的人家里去看电视打发难熬的乡村夜晚。那时候，我每月工资只有108块多一点点，省吃俭用整整攒了两年多，直到1995年10月国庆节，我才兴高采烈地赶车到南充，在果山街店铺花了560块钱，买回了一台17英寸“熊猫”牌黑白电视机来。那已经相当于我不吃不喝半年教书的工资了。　　往事如烟，逝者如斯。后来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之后，随着生活水平渐渐提高，2001年10月，我家的“黑白”才换成了25英寸的“长虹”电视机，但那黑白电视机依旧在我家“退休”不“退役”。儿子骁骁成天嚷着要看《天线宝宝》、《猫和老鼠》、《奥特曼》等动画片，妻子又要看《还珠格格》、《青青河边草》、《白领公寓》等言情剧，而我喜欢看战争故事片，看历史片，看新闻等等节目，往往争抢不过他们的人是我，最后败下阵来的我便只好去看“黑白”电视了。　　一晃30多年时光转瞬即逝，如今，各种各样的名牌彩色电视机也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了，闭路电视光缆也早已开通多时，一打开电视，七彩的荧屏，多姿多彩，全天候的几十套节目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真没想到，改革开放才短短30年时间，中国的面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是啊，那种为了看一场电视打火把摸黑赶山路凑墙洞，或者在马路上扯露水看“露天电视”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每每一想起那些贫穷而无奈的沧桑岁月，面对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美好生活，我们便觉得理应更加珍惜才是！